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谨以此文，缅怀那些为民族存亡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。
——题记
张继联于2004年去世，享年八十五岁。他是一位和蔼可亲、沉默寡言的老人，身上没有一丝人们想象中战斗英雄的凌厉之气。晚年的他，更像一本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旧书，静静地放在那里。关于他过去的故事，与大多革命前辈一样是后辈的讲述和一些泛黄的历史资料里，一点点拼凑起来的。每拼凑出一块，那个高大的形象，便在人们心中清晰一分，也厚重一分。一个人的过往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刻印于他的言行举止之中？他的沉默，究竟是天性使然，还是将一生的波澜都化作了不动声色的山峦，藏在了心底。
张继联，1919年6月6日出生在山西交城县的会立村。那是一个坐落于吕梁山深处的村落，离县里尚有上百里的山路。贫穷是当时多数人家共同的底色。那个年代，在山西这片黄土地上，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，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搏斗。土地贫瘠，靠天吃饭，一个旱季就可能意味着一整年的饥荒。他的童年，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。8岁那年，家里勉强送他去私塾陪读。断断续续地进出了私塾三年，后来又在村里的“夜读班”读过一年书，算是识字启蒙。
12岁，张继联便彻底辍学，拿起农具，整日在田里劳作。17岁那年，为了生计，去本村地主家当长工，一干就是三年。三年在地主家的劳作，让他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公，有了一种刻在骨头里的认识。所谓长工，不过是把自己全部的时间、体力乃至尊严，都以一个极低的价钱“卖”了出去。这种寄人篱下、仰人鼻息的生活，让他明白了什么是剥削，也让他对那些和他一样在底层挣扎的穷苦人，有了一种天然的、深切的同情。这种质朴的情感，没有理论的修饰，却无比坚实，成了他日后选择人生道路的基石。
展开剩余86%1937年，日本全面侵华。卢沟桥的炮声，很快就传到了山西。太原、交城相继失守。山河破碎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意味着旧有的秩序也随之崩塌。溃退下来的阎锡山军队也盘踞在山里，他们名义上抗日，实际上却成了另一重灾难，四处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在侵略者和军阀溃兵的双重压榨下，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。
就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几乎要被黑暗吞噬的时候，光来了。1938年，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工作团进驻了交城山。他们和那些溃兵完全不同。他们不扰民，说话客气，还帮着老乡扫院子、挑水。这支队伍身上那种迥异于旧军阀部队的气质。张继联是个不善言辞的人，但他心里有杆秤。认定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，是真正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。
这个认知，像一颗火种，点燃了他沉寂的内心。张继联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，开始自发地组织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为八路军站岗、放哨，积极地参加村里的各种抗日活动。把积攒了多年的力量，都投入到了这个崭新而宏大的事业中，积极的革命态度和出色的组织能力，很快被党组织注意到。1940年，年仅21岁的张继联，担任会立村抗日民兵自卫队队长。这支农民武装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很快成了保卫家乡的一股坚定力量。
经过革命实践的考验和党组织的培养，思想觉悟迅速提高，1941年3月，张继联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一个自发的抗日青年，到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，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。入党后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张继联担任了会立村村长、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队长。那年冬天，为了进一步培养他，交西县委组织部门选派张继联到八分区党校学习了一个月。因本身有一定有文化基础，且在学习期间表现出色，学习结束后，被直接留在八分区司令部工作。对于一个来自山村的青年革命者，这无疑是更广阔的平台，一个可以施展更大抱负的机会。
然而不久，家里传来消息，母亲因病双目失明，生活难以自理。张继联是家中独子。一边是前途光明的革命岗位，一边是需人照料的失明母亲。这是一个两难抉择。思虑再三，还是坦诚向组织说明情况，递交了申请：请求回村基层进一步实践革命工作，同时也能照料病中的母亲。在此情况下，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。于是，他又回到了会立村，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，把革命工作和家庭责任，一并扛在了肩上。这个选择，让张继联离一个更大的世界远了一步，离自己誓言要保护的土地和乡亲，更近了一步。
1942年，是交城山抗日斗争最残酷的一年。日军在根据地加紧了“蚕食”和“扫荡”，妄图摧毁我方的抵抗意志。他们在芝兰和岔口村扎下据点，像两颗毒牙，深深嵌入我方腹地。敌人据点的设立，意味着周围的村庄从此失去了安宁。日伪军可以随时出发，骚扰和掠夺。为了将占领合法化，并更好地控制地方，日军在岔口村建立了一个伪政权——“维持会”。
面对敌人的招数，交西县委决定，针锋相对，派我们的人打进去。这是一个极其重要且危险的任务，一旦被敌人识破，结局只有酷刑和牺牲。这个任务，最终落在了张继联身上。当时，党组织已经安排地下党员刘福全担任“维持会”的会长，他是张继联的表兄。但考虑到在这样复杂的敌我环境中，需要一个更加沉稳、有斗争经验的人来实际掌控局面，交西县委组织部研究决定，让张继联去担任“维持会”副会长兼伪村公所副所长，并继续秘密兼任交西县一区民兵副大队长。党组织的指示很明确：在隐蔽战线上，由张继联直接领导刘福全，负责“维持会”和敌伪村公所的工作。
就这样，张继联进入敌人的据点，开展敌后工作。难以想象他第一次走进那个挂着“维持会”牌子的院子时的情景。他必须隐匿心中对侵略者的仇恨，收敛起所有锋芒，甚至要带上几分谄媚的谦恭。从那天起，他开始了在刀尖上行走的潜伏生涯。他每天要面对两种人生：人前，他是周旋于日寇与伪军之间的“张副会长”；人后，他则是秘密执行党组织任务的忠诚战士。
这双重身份，是一种漫长的煎熬。不仅要时刻提防敌人的猜忌和监视，还要承受来自乡亲们的鄙夷与憎恨。那段时间，村里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张继联“投靠了日本人”，当了“汉奸”。不能辩解也无法辩解，为了革命，只能暗自忍受。将个人的一切荣辱都置之度外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
在敌伪村公所，他的工作就是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斗。对日军派下的公差，他总是想方设法将情报及时送出去，并拖延和瓦解敌人的企图。敌人要征粮，他就提前通知各村坚壁清野；敌人要抓夫，他就及时派人去报信，让青壮年躲起来。有几次，他得知日军要搜寻村里的妇女，立刻秘密传信通知村里的妇女们躲进深山。日军进村搜不到人，气急败坏，对他拳打脚踢，逼他进山去搜。他强忍着疼痛和屈辱，镇定地回答：“我不知道她们去哪儿了。”他的沉着应对与提前部署，有效地保护了根据地人民的性命和财产。同时，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，千方百计为山里的抗日武装解决粮食等生活补给问题。
张继联在隐蔽战线的重要任务，是搜集和传递情报。在日寇据点，利用一切机会，将敌人的兵力部署、扫荡计划等关键信息，变成一行行密写的情报，送出据点。三区民兵大队长段祥玉和四区民兵大队长崔三娃，是张继联的秘密联络人。他的情报传递，如同一把把尖刀，精准地刺向了敌人要害。1943年2月17日，在伪村公所内获取了敌人将要出动扫荡的准确情报。情报被火速送出后，崔三娃率领民兵，紧密配合八路军六支队，在石沙庄设下伏击圈。当敌人进入埋伏地后，我军猛烈开火，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，一举击毙伤日军四十余人。
石沙庄战斗后不久，张继联又获悉，开栅据点的敌人要为岔口据点运送一批军需给养。抓住这个战机，于第二天清晨，亲自带领会立村民兵，埋伏在敌人必经的东沟村山岭隘口。当敌人的运输队进入伏击圈时，一声令下，民兵们一阵猛打，当场消灭了十几个日伪军，其余敌人丢下物资仓皇逃命。这次战斗，缴获了大量弹药和物品，有力支援了我军武装部队。
在隐蔽战线上，有时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日本人，而是叛徒。1942年冬，石沙庄的民兵主力配合八路军围攻芝兰据点时，岔口据点的敌人却突然袭击了空虚的石沙庄。敌人杀害了留守的七名民兵，以及几十名民兵家属及群众，抢走了财物和牛羊，烧毁了五十多间房屋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石沙庄惨案”。惨案发生后，张继联意识到，没有内奸告密，敌人的行动不可能如此迅速和准确。利用自己在敌人内部的身份，展开秘密调查。很快查明，向日本人告密的，是一个外号叫“毛驴则”的二鬼子。
为了给死难的民兵和乡亲们报仇，打击日寇气焰，张继联决定找机会锄奸。一天，他探知了汉奸“毛驴则”要外出的情报，立刻派一名可靠的民兵，秘密前往石沙庄，给民兵队长崔三娃送去了一张纸条，内容是：“驴，明天上午去磨坊拉磨”。崔三娃心领神会，于第二天一早带领两名民兵潜伏在村磨坊周围。当汉奸“毛驴则”现身时，他们一拥而上将其捉拿。“毛驴则”拼命挣扎企图逃跑，被崔三娃用刺刀当场刺死，为死难的革命同志和乡亲们报了血仇。
随着张继联组织和参与的成功行动越来越多，在岔口村近两年来的隐蔽战线工作也走到了尽头。敌人虽然没有抓到确切的证据，但对他的怀疑已经越来越深。张继联的处境，已是危如累卵。经交西县委同意，决定将其从隐蔽战线撤出。接到命令后，张继联不动声色寻找时机，半个月后的一天，终于借外出公干的名义，脱离了岔口日伪据点。
然而，敌人并未就此罢休。得知了张继联的真实身份后，更是对他恨之入骨，视其为眼中钉。1943年5月的一个深夜，岔口据点的敌人突然纠集兵力，对会立村发动了偷袭，目标明确，就是抓捕张继联。张继联不幸被俘，押向那个他不久前才逃离的据点，那条熟悉无比的路，于他而言，无疑是一条通向死亡之路。
在敌人将他押送至一个叫“二里半”的地方时，早已得到消息的民兵薛明杰带领队伍在此设伏，枪声划破了夜空。押送的敌人顿时阵脚大乱，张继联趁着混乱，挣脱了束缚，在战友的掩护下成功逃脱，再一次化险为夷。
这次死里逃生后，张继联回到了公开战场，与敌人正面战斗。1943年7月，在八路军六支队组织下，张继联带领会立村民兵大队，联合各区民兵，一举拔掉了日寇盘踞已久的岔口据点，歼灭多名鬼子和伪军，取得了将鬼子挤出交城山区的重大胜利。次年，继续带领二区民兵大队参加了解放晋中支前的一系列抗日作战。
因为在抗日战争，尤其是在隐蔽战线斗争中的贡献，张继联和战友们的事迹在解放初期就在吕梁山区广为流传。1944年12月，张继联光荣地出席了在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，被授予“民兵战斗英雄”称号。这是对他那段出生入死经历的最高褒奖。解放后，作家马烽和西戎合著的长篇小说《吕梁英雄传》出版，风靡全国。书中那位在“隐蔽战线”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维持会长张有义，其原型人物，就是张继联。他的故事，以这种方式，成为了共和国红色记忆的一部分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战争的硝烟散去。张继联脱下军装，转入地方工作。先后在县油脂厂、县机关局工作，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。
1962年，时任国家外交部副部长的罗贵波同志到山西视察。罗贵波是张继联当年在八分区司令部工作时的老领导，得知他的情况后，在省、地、县领导的陪同下，专程来到会立村看望他。当罗贵波见到从田间劳作归来的张继联时，两位历经战火与风霜的老战友，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
1977年，张继联光荣离休，他把最激烈、最危险的人生，都留在了过去。很少对后辈讲述那些战斗、那些潜伏、那些生死一线的瞬间。他留给我们的，是一种历经风雨后的平静。
离休后的生活平静淡然。张继联会定期参加县里组织的老干部活动。因为年纪较长，鲜有人知道他过往的革命经历，加之为人和善，既不摆资历，也从不计较，得了个“老好人”的绰号。参加活动时，偶尔会被一些不了解他的人调侃，甚至“欺负”。遇到此类情况，张继联也不气恼，总是一笑而过。用别人话说，“从没见过他跟谁红过脸”。是啊，经历过了九死一生的抗日战争洗礼，与日寇的残暴和伪军的狡诈比起来，和平年月里几句揶揄嬉笑，又算得了什么。
2004年10月26日，张继联平静地走完了自己八十五年的人生旅程。
送别那天，很多素未谋面的人来祭奠，代表不同的单位、组织和个人。送来的花圈院子里放不下，一直摆到小巷的尽头。直到看见祭奠仪式上挂的横幅时，很多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才知道，原来身边那个沉默和善的老头，那个“老好人”，是一位“革命英雄”。
张继联的沉默，本身就是一种语言。那沉默里，有战争的残酷，有潜伏的孤寂，有蒙冤的苦楚，也有一切尘埃落定后的淡然。他的一生，有过最高的荣誉，也承受过最深的不公。但他从未抱怨过，也从未炫耀。做完了他认为该做的一切，然后回到人群中，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。这或许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共同特质：在国家有难、民族危亡，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之际，他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，成为英雄；当时代不再需要他们冲锋陷阵时，他们又能回归平凡，安然自处。
张继联留下的，不是传奇，而是一种精神。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强大，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；真正的忠诚，是在任何境遇下，都对自己的信仰保持缄默的坚守。张继联的故事，是千千万万中国革命者的一个缩影。他们的名字或许会被忘记，但他们共同铸就的光辉历史，将永远被这片土地铭记。
作者：张挺 系《智慧中国》杂志社副社长，博士，正高级经济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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