宛平县历史悠久，金元明清时期，与大兴县同为北京顺天府的附郭县。1928年设北平市后，宛平县改隶属河北省，县城迁至卢沟桥旁的拱极城，即后世所称的宛平城。早在1926年，中共党组织便在宛平县六区设立门头沟特别支部，专注于研究和组织工人运动，为后续党组织在宛平的发展构筑了早期根基。中共宛平县组织的创建，是在革命浪潮与白色恐怖交织的历史背景下，经历了从思想萌芽到组织壮大，再到遭受挫折后顽强重生的艰辛历程。
革命火种的播撒与奠基
大革命失败后，宛平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追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，但中共组织在艰难形势下并未退缩，坚持开展活动。1928年3月，《顺直省委第二期工作计划》明确提出发展北京西郊农运、扩大党组织的目标，宛平西部成为重要的革命活动区域。当时，宛平西部虽已有地下党的零星活动，但力量薄弱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受重创。1931年春，河北省委保署特委派贾汇川以教员身份抵达宛平八区下清水高小。他利用学校学生年龄偏大、接受力强且招生面广的特点，向学生们介绍诸多进步书籍，如《狂人日记》《阿Q正传》《超人》《转变后的鲁迅》等，用革命进步思想启发学生，并通过学生影响社会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，1931年8月，贾汇川将进步学生召集起来，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——反帝大同盟。他们以“桃园结义”的形式进行庄严宣誓，誓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，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，并严守革命纪律和组织秘密。当时，参加反帝大同盟的有韩晓升、吕光明、杜春金等多人。
展开剩余81%反帝大同盟主要活动地——下清水高小旧址
九一八事变后，下清水高小师生在反帝大同盟的带领下，积极投身抗日救国宣传，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不作为。这些活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，特别是贾汇川，受到了敌人的监视。鉴于上述情况，上级党组织指示“同盟”设法将贾汇川转移至异地教学，以便进行党的地下活动。经过研究，决定通过“同盟”成员崔兆春与其父、共产党员崔显芳联系。不久，崔显芳到下清水高小，聘请贾汇川到青白口高小教学，从此贾汇川与地方党组织建立了联系，为后续的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。1932年，贾汇川到七区任教不久，上级党组织又派人前往下清水高小接替贾汇川，继续党的地下工作，发展反帝大同盟组织。1933年，反帝大同盟部分成员毕业离校。他们当中有的当上了小学教师，如宋恩庆、韩晓升等，以教书为掩护，进行革命活动，利用教学揭露法西斯罪行，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和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道理。1934年，党又派王坤载（王崇厚，共产党员）以教员身份到下清水高小进行活动。他除继续培养在校学生外，还利用各种形式、方法和渠道，联系已毕业离校的反帝大同盟成员，从思想上继续引导帮助，使他们积极参加到斗争中去。1936年，王坤载同其弟王崇实（共产党员）第二次来到下清水高小，经过认真考察和研究，发展了杜春永、史广通、史孟月加入反帝大同盟。同时，积极开展活动，在学生中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批驳“亡国论”“投降论”，在校内引起很大反响。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，“大同盟”已发展到20多人。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这些人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。
在宛平八区成立的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，虽然不是党的正式组织，但它的成立是党在宛平八区活动的重要成果。它的成立为党在宛平西部建立党组织奠定了思想、组织和群众基础，是党在宛平西部建立和发展组织的重要条件之一。
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
贾汇川、崔显芳在青白口高小教学期间，通过传播革命书刊，培养了赵曼卿、张又新等一批进步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时，共青团北平市委派陈非在青白口、田庄一带发展团员，这些团员后来大多转为中共党员。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捕，崔显芳等人研究后，又将青白口高小迁至宛平七区的偏僻山村——田庄。此时，贾汇川因工作需要调离。随后，北平市委派马健民、刘云志、李育民先后到田庄高小任教，继续进行党的活动，并在田庄及四周的村子发展了一批党员。
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，根据斗争的需要，崔显芳、马健民等再三斟酌，觉得是时候在田庄建立党的组织了。在他们的组织下，于1932年9月成立了宛平西部农村第一个党支部——田庄高小党支部。明确了党内分工：书记张又新、副书记高奉明、组织委员高连勇、宣传委员李育民，标志着宛平党组织建设迈出重要一步。
1932年秋季，中共宛平临时县委建立，隶属北平市委西郊区委，赵曼卿任临时县委书记。临时县委成立后，积极组织活动，为广泛发动农民向封建统治势力开战，组织了一次“提灯会”。此次活动以田庄高小60多名学生为骨干，联合农民，参与者达百余人。他们手举火把，在田庄村及周边村庄游行，所到之处传单飞舞、标语上墙，高呼“反对内战”“一致抗日”“反对屠杀”“反贪官污吏”“反苛捐杂税”等口号，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，却也触怒了反动政府。1933年春，中共宛平临时县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宛平县委，县委书记仍为赵曼卿，组织委员师永林，宣传委员张又新，此时魏国元任共青团书记（7月转为中共党员）。在县委的领导下，党的工作不断深入，陆续在雁翅、淤泥坑、马家套、沿河城等村建立党支部，党员数量增至40余名，共青团员15人，党组织的影响日益扩大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逐步提高。
逆境中的坚持与壮大
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，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的仇视。1933年，田庄高小被反动政府派来的流氓打手破坏，大批党员被迫分散到山村，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活动。有的党员成为行商小贩，走街串巷联系群众；有的任职小学教员，通过教学育人组织群众；还有的经营书馆，沟通城内城外党组织的联系。此时，县委机关迁至青白口，崔显芳、魏国元、高连勇等以“一元春”药铺为掩护继续开展工作。1933年春，中共宛平县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，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决定在沿河城建立枪支修械所。同年6月，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地下武装游击队，共13人。这支游击队活跃在宛平七、八区，以打击罪大恶极的地主、欺压百姓的地头蛇和国民党顽固势力为目标，在活动中积极发展党员，壮大党的队伍。但反动当局对游击队的活动极为仇视，为保存革命力量，1933年12月，宛平县委决定暂时停止武装游击队活动，收藏枪支，分散人员，停办修械所。1934年夏，宛平县国民党政府调动警备团，对中共宛平县委进行围剿，县委遭到严重破坏，崔显芳、赵曼卿、魏国元等先后被捕，党组织活动被迫停止。1935年，宛平西部山区党组织的创建人崔显芳在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后，经党组织和社会各方营救，保外就医，但出狱仅12天便不幸逝世。
一元春药铺
为了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，1936年7月，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刑两年半的魏国元经多方营救提前出狱。获释后，他通过在新亚通讯社工作的杨文波的关系，住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大兴县党部，以此为掩护寻找北平地下党组织。不久，地下党员王恒（王世安）、刘杰（张毅之）、胡敬一与魏国元取得联系，并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。同年10月，上级党组织委派孙德香（孙汉卿）、王恒告知魏国元，宛平七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归其统一领导，并指示他回乡恢复组织，成立武装，准备开展游击战争。魏国元积极行动，与先期回到宛平七区的赵曼卿、师永林取得联系，审慎地发展了一批小学教员加入党组织。当时，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南苑开办军事训练团并登报招生，魏国元等认为这是培养指战员的好机会，便派赵曼卿、魏国臣、贾兰波等10名青年前去应招，并通过党在29军的秘密关系使他们全部被录取，还成立了以赵曼卿为组长的3人地工小组。1937年春末，魏国元遵照党的指示回到家乡青白口村，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，为抗战时期党组织在农村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七七事变后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中共宛平县委书记魏国元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搜集枪支弹药，并调回之前派往29军学生集训队的中共党员魏国臣等10余人，于9月成立了平西地区中共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“平西人民武装总队”。他们积极宣传抗日，动员和组织群众，打击投降派，并与晋察冀军区取得联系。与此同时，中共东北特委书记苏梅受中共北方局派遣，传达了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指示。随后，中共北平市委派刘杰等来到平西，与魏国元等一起成立了中共宛平中心县委。1938年，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平西，协助地方建立起京郊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——宛平县政府，以及党的地方组织——平西地方工作委员会，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。中共宛平县组织以学校为据点，通过外围组织培养革命力量，在白色恐怖下始终坚持斗争，在历经艰难险阻后，不断发展壮大，为华北地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储备了骨干力量，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是中国共产党在北平西郊农村建立基层组织的重要实践，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来源：京西时报 门头沟区档案史志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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